资料图

经济观察报记者田进

“现在公司账户上的钱已经不足20万元了，员工5月份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疫情真的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9年3月，当于洋在上海创办自己的视频制作公司时，他预见到了失败的各种后果，比如失去客户、项目利润低等。但他没想到，这一次危机却来得突然。

3月中旬，公司无法接到新订单; 3月底，车企讨论了半个月的广告拍摄项目尚未完成，所有员工开始在家办公; 4月，公司危机加剧，整月仅接到一份价值1.3万元的小视频剪辑订单。根据过往数据，该公司平均每月可处理约50万个录音项目订单。

即使他们乐观地认为公司可以在5月份解封并获得新订单，于洋仍然需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该项目并产生收入。

“这十五名员工的月薪在30万元左右，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向亲戚朋友借20万元来支付5月份的工资;二是公开告诉大家，他们愿意配合。”公司……可能会拖欠一个月的工资。如果疫情到六月还没有结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能解雇所有人，但工资就是发不出去。”于洋说。

除了收入大幅下降之外，疫情还给公司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

数据图、图片、文字无关

“广告行业的会计周期较长，现在公司300万元左右的利润都进了大公司的口袋。但近两个月来，大公司却以会计不合格为由，推迟了已完工项目的付款。”没有上班，没有财务印章，资金。其中包括北京一家中国财富500强公司的70万，上海一家的60万。他们的理由乍一听起来很合理，但你只是觉得受伤。现在只有这两个人是可以靠的，这笔钱一定要尽可能的结清，这样公司才能再坚持四五个月。”

在巨大的压力下，于洋再也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 4月底，他在B站发布了一段视频，抱怨自己的公司在疫情期间遇到的问题。虽然只有380名粉丝，但短短十天时间就获得了超过18万的浏览量和超过3000个点赞。评论中，不少企业家谈到了自己的企业在疫情影响下受到的各种影响——库存积压、配送不及时、顾客餐厅客流量锐减、资金链紧张等。

中国像于洋这样的企业家超过7000万，他们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不幸的是，“于洋”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历史数据显示，中小民营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仅为2.9年，存活超过5年的不到7%。在疫情的影响下，于洋公司是否会让大公司的死亡人数增加一名，现在看来一切都还不得而知。

疫情期间，政界人士密切关注“于洋”。5月5日国务院会议指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稳就业的主要支撑。目前，市场相关主体面临的问题明显增多。为此，会议提出纾困措施，如国家机关、机构和大企业在5月底前全面排查中小型企业的未偿债务情况，如果存在问题，则偿还全部未偿债务。被发现不符合规定。

停业一个月后净亏损32万元

“你不能出去拍摄，整个事情都只是纸上谈兵。”

作为一家视频制作公司，于洋的日常工作就是奔赴全国各地以及上海的各个工作室拍摄视频广告。客户主要为世界500强企业及行业领先平台，录制内容包括抖音短视频、TVC(电视广告)等。近三年来，公司业务量一直处于持续增长阶段。

3月中旬，由于上海疫情蔓延，该公司业务订单骤降为零，“顿时紧张起来”。

于洋说：“3月中旬，原定的拍摄项目全部取消，从A客户市场部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敢轻易发出询价。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三月初，还在和车公司沟通，三月中旬全国的拍摄项目突然停止了，其实很容易理解，视频制作行业的主要财富是人。关在家里，上游客户无法到现场。从3月中旬开始，整个上海电影行业基本上就化为泡影。”

3月底，因为没能去拍摄，所以公司的订单号没有变化。在高投入、高利润的视频制作行业，于洋公司即使没有生意，也必须持续承担高昂的成本。

于洋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15名员工每季度足额缴纳五险一金，并获得绩效奖励。每月人工成本约30万元。公司办公室租金约为每月15000元。财务公司代理每月佣金3000元。每月总共的硬性费用约为32万元。公司正常运营期间，运营成本还包括出差拍摄、购买道具等费用。

在高额开支下，公司开始积极节约，主动寻求此前横观的小订单。然而，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初，于洋只收到了一份小命令。该项目主要负责为一家领先的制药公司进行编辑。另一家公司报价为13000元。扣除外部配音承包商、购买视频素材等费用后。利润不到7000元。 “7000元的利润连公司员工的成本都不够，所以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接过这样的订单。该项目原本预计一周内完成，但由于沟通上的诸多问题， “到在家工作，三个星期了，项目还在修改，现在有了，无论多少，我都舍不得放弃。”于洋说。

为了自救，于洋还考虑过要求企业暂停运营，并向员工支付最低工资。但现实是我们根本不敢迈出这一步。

数据图、图片、文字无关

于洋认识到，视频行业的顶尖人才大多不愿意加入小企业。为了说服十五名员工一一加入，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如果因为疫情突然把工资降到最低标准，员工对公司的信任可能会发生变化。当工作再次开工时，可能会出现员工流动，很多精力都会花在寻找新人上，所以他们不敢轻易降低工资，对于月薪8000元以上的员工来说，除去每月4000多元的房租，剩下的工资可能只够维持生计。如果工资降到最低工资，他们可能连房租都付不起。”

即使于洋乐观地预计公司可以在5月初结束停工并获得新订单，但考虑到过去，拍摄项目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

从3月中旬到6月初，公司很可能在运营层面没有任何收入。现在他开始向亲戚朋友借钱来支付员工五月份的工资。

账户致命期

如果说疫情对业务量的影响是“最后一根稻草”，于洋此前的压力则来自于广告行业过长的账期，导致于洋公司两次险些被断链拖死。首都。

在广告影视行业中，一个既定的事实是，小型制作公司在接到项目订单时，大多都是“剥皮”——当客户A发出广告制作需求时，客户B的视频制作公司资质就会数不胜数。门槛严格，如公司必须成立5年以上，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乙方在承包项目时，往往会选择分包给小型视频制作公司来赚取利润。

在分层“挑皮”模式下，客户A将一段60秒的广告报价为100万元。最终，实际实施该项目的小制作公司只能拿到50万元的中标。但缺少乙方发出的分包工程。

于洋介绍：“比如我们接到一家快餐连锁店的年度订单，负责为这家公司制作一年的视频抖音。我们每个月要生产大约8件原创作品短视频，我们也负责。 抖音 帐户管理以及业务流程与客户的合并。快餐连锁店给乙方代理商的报价是160万元，但我们手里只剩下100万元了。”

在合同签订层面，由于每个视频制作公司只与上级公司签订合同，以客户A的三个月计费周期为基础，通过层层叠加，拖累了小型视频制作公司的计费周期持续6个月甚至一年。 “其实券商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扣押债券和其他费用。像我们这样的小企业尤其没用。我们可以吓唬他们，说他们不结清就拿律师函。” ”。事实上，我们连一个都没有。我们连专业律师的费用都请不起，如果计费周期延迟了，那就延迟了。合同本身对我们不利，如果乙方或者客户因为该项目被告上法庭，我们以后可能无法开展新的合作，所以我们不会敢收款。很多时候，你只能承受。这些经验和教训不是一次两次，所有这些因素都凌驾于合同之上。”于洋说。

由于账目有问题，于洋两次向亲朋好友借钱先行修桥。他意识到，从公司正常运营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健康。 “但我自己无法改变行业的潜规则。一个项目的最大利润率实际上可以达到50%左右，但在此之前，即使我经常加班、熬夜，我也会尽量接更多的项目尽可能。”关于订单，我也担心计费周期太长，财务压力很大。”

疫情进一步延长了行业的核算周期。 “财务隔离在家。如果拿不到财务印章，就无法付款。”这是疫情期间于洋在讨债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虽然账面上还不到20万，但该公司目前应收账款已近300万。其中，最大的两笔资金分别是来自北京一家中国财富500强企业的70万元和来自上海一家国有企业的60万元。 70万元左右的理赔也大概率收不到。该账户已逾期。两年了。

于洋说：“最早拖欠货款的是2019年4月的那笔交易，我们已经放弃了。但真正扼住小型制造企业命运的还是大公司。如果这两家大公司结清了资金，一半的索赔会被退回，加上其他分散的资金正在逐步退回，公司不会承受这样的压力。”

过去，近300万元的净利润是于洋扩大员工基础的原因之一。

---

版权说明： 本文由用户上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标签：